“邻家间谍”落网记：一窥俄罗斯对西方的情报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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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俄罗斯间谍佯装成平凡的阿根廷夫妇，在斯洛文尼亚家中被警察逮捕。不同于拥有外交身份的间谍，这些人表面上和俄罗斯并无关联， 却在收集情报和影响西方舆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图为俄罗斯间谍Maria Rosa Mayer Muños和Ludwig Gisch。
Georgi Kantchev / Joe Parkinson / Silvina Frydlewsky
2024年6月18日17:00 CST 更新
在斯洛文尼亚安静的首都城市里，住着一对年轻的阿根廷夫妇，他们过着看似平常的郊区生活，住着刷成粉彩色的房子，开一辆白色起亚Ceed轿车。他们总是按时纳税，连一张违章停车的罚单都没收到过。

妻子叫Maria Rosa Mayer Muños，经营一家网上艺术画廊，她对熟人说，有一次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等红灯时遭到持械抢劫，后来她就离开了阿根廷。她的丈夫Ludwig Gisch经营着一家IT初创公司。他们住在中产聚居的Črnuče区，据邻居们描述，这对夫妻“没什么特别的”，“挺安静”，有点像世界公民：和朋友聊天时，他们说英语和德语，和在英国国际学校上学的儿子和女儿交谈时，又会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

但据斯洛文尼亚和西方情报官员称，住在Primožičeva大街35号的这家人的一切几乎都是精心编造的谎言。据这些官员和法庭文件透露的信息，Gisch真名叫Artem Viktorovich Dultsev，出生在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自治共和国，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SVR)的干将。

Mayer Muños真名是Anna Valerevna Dultseva，来自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在对外情报局里比她的搭档级别更高。这对夫妇的电脑里装着与莫斯科上线进行安全联络的硬件，这些硬件都加密过，斯洛文尼亚和美国的技术人员无法破解。他们的冰箱有一个秘密隔断，里面藏着几十万欧元现钞。

这对夫妇被指控以非法人员身份从事间谍活动，或深度卧底特工，在普京与西方迅速扩大的暗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未来几周，针对这两个人的秘密审判将做出首个判决。

官方称，在2022年12月份被捕前，这对夫妇曾以斯洛文尼亚这个北约和欧盟成员国为基地，前往周边的意大利、克罗地亚和欧洲其他地方，向线人支付报酬并传达莫斯科的指令。斯洛文尼亚毗邻阿尔卑斯山，湖光山色，颇具田园风光，国家人口只有200万，那里还是特朗普妻子梅拉尼亚·特朗普(Melania Trump)的出生地。欧洲大部分地区对斯洛文尼亚免签，而斯洛文尼亚本身的反间谍能力有限，让这个国家成为施展间谍活动的最佳场所。斯洛文尼亚官员说，这对夫妇甚至训练两个年幼的孩子，告诉他们有一天爸爸妈妈可能被抓。

图为两名俄罗斯间谍在卢布尔雅那工作的办公楼。
Mayer Muños和Gisch在斯洛文尼亚安全部门的一次凌晨突袭中被捕，不久后，疑似为俄罗斯非法人员间谍的另一对男女突然放弃了他们在雅典和里约热内卢的生活和生意，离开了不知道他们真实身份的恋人，两人持有希腊和巴西护照。

两人护照上的身份分别是Maria Tsalla和Ludwig Campos Wittich。其实他们是已婚的俄罗斯情报人员，分别在希腊和巴西编造他们的传奇（作为卧底的虚假经历），据西方情报部门估计，他们每个人要为此花费几百万美元。官员们说，斯洛文尼亚事件发生后，由于担心情报网崩溃，上级将这两人召回了莫斯科。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荷兰、挪威、捷克和保加利亚等欧洲国家也发现了疑似俄罗斯非法人员，暴露身份的深度卧底特工人数创下2010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通过“幽灵行动”(Operation Ghost Stories)在美国抓获10名俄罗斯间谍以来的最高纪录。

据斯洛文尼亚和美国高级官员称，这对假冒的阿根廷夫妻现在被关在斯洛文尼亚的一所监狱里，他们的孩子被寄养在一个家庭，这两人也可能被纳入与俄罗斯的潜在换囚协议中，而换囚协议的目标可能包括被监禁的美国人保罗·惠兰(Paul Whelan)和《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Evan Gershkovich)。据知情人士透露，克里姆林宫已表示有兴趣换回他们，相关谈判由普京的亲信帕特鲁舍夫(Nikolai Patrushev)负责。

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都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Viktorovich Dultsev卧底身份Ludwig Gisch名下的护照。
这起案件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视角，让人们一窥俄罗斯间谍机器中一个极为神秘且极具价值的部分。斯洛文尼亚和西方官员正以最高保密级别对此案展开调查，法庭程序和所有材料都属于高度机密。

与大多数间谍不同，非法人员不是外交官，表面上，他们和俄罗斯没什么关系。他们会用几年时间深度融入当地生活，建立蛛网式情报网，物色并招募线人。拥有外交身份的间谍往往会受到所在国的严密监视，而非法人员可以充当他们的联络人，接受任务指派。

上世纪40年代，成型于苏联建国初期的上一代俄罗斯非法人员曾在窃取美国原子机密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他们的故事后来改编成电视剧《美国谍梦》(The Americans)。斯大林将这些非法人员视为影响对手政策和收集潜在威胁情报的重要工具，为此制定了专门的培训计划，并将他们部署在重要的西方国家的首都。

后来普京重启了这一计划。据称，普京在东德为克格勃效力时曾与这些非法人员共事，并同那些在美国落网并通过换囚返回莫斯科的特工们一起高唱苏联爱国歌曲。他在2017年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并谈到非法间谍时说：“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具有特殊的品质、特殊的信念和特殊的性格。”

前中央情报局(CIA)驻莫斯科站站长丹尼尔·霍夫曼(Dan Hoffman)说，“普京极有可能收到非法间谍在世界各地活动的个人简报。”

在“幽灵行动”中，FBI称俄罗斯非法人员多年来在美国过着看似正常的生活： 他们结婚、买房、养家并融入美国社会。其中一人在哈佛大学学习，另一个人获得了薛顿贺尔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的双硕士学位。还有两个人从事房地产工作。

在这种身份的掩护下，他们积极收集情报并传回莫斯科，同时也物色潜在特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其中一人打入了一家在曼哈顿和华盛顿特区都有办事处且颇有人脉的咨询公司的内部，担任内部计算机专家。一些人甚至把自己在美国出生或长大的孩子培养成卧底，因为隐藏得更深，他们更有可能通过美国政府的背景调查。



被捕俄罗斯间谍位于卢布尔雅那Črnuče区的住所。
深度卧底特工比驻外使馆特工面临更大的风险，因为后者的工作受到外交豁免权的保护，一旦被抓通常会被谨慎地驱逐出境。而非法人员则很可能被判处长期监禁，意味着需要等待数年才能获释或参与换囚。

乌克兰战争后，全世界约700名有外交身份的疑似俄罗斯情报人员被驱逐，在这一背景下，这些变换身份的卧底对于克里姆林宫更加重要。捷克政府最近提议，所有俄罗斯驻欧盟使馆工作人员应被限制在欧洲申根地区的自由活动，这将增加外交身份掩护下的间谍与非法驻外人员联络的难度。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周四表示，正在制定计划，加强对俄罗斯情报人员在欧洲行动的限制。

多年来研究莫斯科间谍网络的俄罗斯安全问题专家安德烈·索尔达托夫(Andrei Soldatov)说：“非法人员对俄罗斯政府的重要性再次上升，尤其是在间谍和战争之间的界限变得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下。”

斯洛文尼亚官员说，他们怀疑在过去两年，有异常多的俄罗斯学生涌入斯洛文尼亚的大学，其中许多人都在四五十岁之间，很可能有俄罗斯特工。据斯洛文尼亚安全官员称，今年3月，政府驱逐了至少八名俄罗斯学生，原因是他们在网上散布亲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并冒充斯洛文尼亚人。

同月，俄罗斯驻外武官谢尔盖·列梅舍夫(Sergei Lemeshev)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此前他被发现实施一项散布虚假信息的行动，涉及向“数以百计的线人”支付费用以发布亲莫斯科言论。



斯洛文尼亚负责国际事务和国家与国际安全的国务秘书Vojko Volk。
《华尔街日报》试图揭开真相，去了解这对安静的夫妇是如何以普通外籍家庭身份融入斯洛文尼亚生活的，又是怎样过着俄罗斯间谍的双重生活。为此，《华尔街日报》采访了他们的朋友、邻居、斯洛文尼亚以及西方和拉美国家的官员，并查阅了数百份密封文件，包括出生证、结婚证、飞行记录、国际刑警组织的通告和阿根廷的法庭记录。在这个过程中，记者发现了一张由谎言编织而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从伪造证件到盗用一个30多年前在希腊一个小村庄里夭折的婴儿的身份。

“我们知道他们是重要的、真正的特工。”斯洛文尼亚负责国际事务、国家和国际安全的国务秘书沃伊科·沃尔克(Vojko Volk)说。“这是现实版的《美国谍梦》，只不过地点在斯洛文尼亚。”

伪造身份

两人伪造身份的起点是2012年穿越乌拉圭与阿根廷边境的一次巴士之旅，之后他们花了十年时间为自己编造了完全虚假的身份背景。

根据一批密封的阿根廷法庭文件显示，Gisch是持旅游签证从乌拉圭入境的，不久后Mayer Muños也从墨西哥抵达阿根廷。这对夫妇随即开始收集文件，试图获得公民身份，而他们收集的许多文件系伪造。Gisch声称自己是出生在纳米比亚的奥地利公民，母亲是阿根廷人，这让他可以快速入籍。Mayer Muños声称自己是墨西哥人，并提交了一份出生证明，称她出生在希腊。

这对夫妇搬到了阿根廷首都，开始编造他们的传奇：二人住在贝尔格拉诺的中产社区，住宅楼里有146套公寓，几乎没人注意到他们。Mayer Muños参加了一个公共关系课程，以优异成绩毕业。Gisch在阿根廷银行Banco Galicia和Banco Macro开了账户。邻居和当地人说，这对夫妇不擅交际，不参加住宅楼的租户会议。门房看到他们在惯常时间出入，Gisch经常打着领带。2012年，Gisch申请加入阿根廷国籍，Mayer Munos也在一年后提出申请。2013年，这对夫妇迎来了女儿Sophie。

“他们很有礼貌，”附近一家名为Jamonería del Virrey的熟食店店主说。这对夫妇经常在这里买生火腿和奶酪。店主说：“他们总是用现金付款。”



Maria Rosa Mayer Muños名下的护照。
2014年11月，Mayer Muños获得了公民身份，次年8月，儿子Daniel出生了。

一个月后，这对夫妇在当地登记处举办了一场小型婚礼，两名哥伦比亚公民见证了仪式。在身份栏里，Gisch是商人，Mayer Munos登记为活动组织者。

据斯洛文尼亚官员提供的资料和《华尔街日报》看到的阿根廷法院和国际刑警组织的文件显示，这对夫妇的真实名字分别是Artem Dultsev和Anna Dultseva，表明他们在抵达阿根廷前就已经在俄罗斯结婚了。谍报专家称，非法移民经常以夫妻身份被派到国外，有时是在俄罗斯受训期间被安排结婚的。

他们在阿根廷结婚一年后，结婚证书被修改，Mayer Muños母亲的国籍从奥地利改成了墨西哥。他们一家准备移居欧洲，在那里，奥地利政府的背景调查可能会揭穿他们故事里的一个漏洞。

当这家人准备离开时，Gisch将他在Banco Galicia账户里的钱取光，最后的对账单显示余额只有18,784阿根廷比索（约合21美元）。

2017年夏天，这家人持旅游签证来到斯洛文尼亚，一个面积和美国新泽西州差不多的国家，开始了他们双重生活的下一章，这一次地点换成了欧盟。

Gisch成立了销售域名和云托管服务的在线IT企业DSM&IT。该公司在X平台上有三个粉丝，其中包括他妻子的公司Art Gallery 5'14的账户，后者是一家主要买卖现代艺术品的网上画廊，声称与90位艺术家合作，其社交媒体账户相当活跃，几乎每天都会发布图片。Gisch会从Črnuče社区骑车到卢布尔雅那市中心，他的妻子则开家里的汽车。

2019年，他们获得斯洛文尼亚居留许可，走上了入籍之路。


Maria Rosa Mayer Muños在卢布尔雅那运营一家艺术画廊。


图为一张由Art Gallery 5'14'的Facebook账户发布的照片，斯洛文尼亚官方称照片中的人是Mayer Muños。
Mayer Muños以卢布尔雅那为大本营，到欧洲各地旅行，发布萨格勒布和爱丁堡等地艺术博览会和展览的照片。一张来自2019年萨格勒布艺术博览会(Art Fair Zagreb)的照片显示，她正在梯子旁调整画作，照片上看不到她的脸。

2020年，Art Gallery 5'14组织了一次名为“隔离生活”(Life in Quarantine)的在线摄影比赛，奖金500欧元。在他们社交媒体账户上分享的数以百计的照片中，没有一张显示出Mayer Muños或Gisch的清晰图像，但其中一张2020年12月在Facebook上发布的照片似乎是在他们家门口拍摄的，照片中有四个口罩挂在晾衣绳上，当时正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来自克罗地亚的艺术摄影师说：“Mayer Muños总是心情不错，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和别的艺术家玩得很好。”Marko Milić是在萨格勒布的一个艺术博览会上认识Mayer Muños 的。

这两家公司似乎刻意要保持低调。它们的注册地在卢布尔雅那郊区一栋不起眼的大楼里，同在一起的还有从事翻译、会计和财务工作的几十家外企。

根据斯洛文尼亚的公司记录，这对夫妇每年都提交纳税申报表并及时纳税。Art Gallery 5'14在2021年申报的收入为25,220欧元，而DSM&IT申报的收入为43,785欧元。两家公司都没有接受公共资助，也没有与设在避税地的实体进行交易，这可能引起了斯洛文尼亚当局的怀疑。

邻居们说，在他们两层楼的家中，这对夫妇与儿子和女儿说西班牙语。93岁的Majda Kvas说，她从没见过这家人有任何访客，但她记得他们至少在花园里举行过两次家庭聚餐。“他们独来独往，”她说。“他们很安静，甚至连招呼都不打。”


邻居Majda Kvas说这对夫妇独来独往。
事实并非如此。

2022年2月24日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的当天，这对夫妇回到阿根廷，申请快速办理新护照，然后立即经法兰克福返回斯洛文尼亚。

几个月后，斯洛文尼亚的情报机构SOVA（又称Owl)从一个盟国机构得到线报： 他们应该查一查Gisch和Mayer Muños。

“一个谜团”

斯洛文尼亚的高级安全官员召集盟友，开始以跨国小组的形式开展工作，在卢布尔雅那、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整个欧洲追查他们的行踪。“我们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配合工作，”国务秘书沃尔克说：“这是个谜团。”

调查人员安装了窃听器，收集这对夫妇的短信和其他数据，这些数据显示，他们在一些欧洲国家与线人会面。斯洛文尼亚官员可以看出，夫妇俩的公司是个幌子，他们的经费来自上线提供的现金、预付卡里的钱，还有这两家公司之间的交易，让人以为存在现金流。

在阿根廷，警方走访了Gisch在护照申请表上填写的城市，发现他从未在那里居住过。按照见证这对夫妇婚礼的哥伦比亚人提供的地址走访后发现，没有人听说过他们。斯洛文尼亚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提取Artem Dultsev和Anna Dultseva的指纹，然后送到阿根廷与Gisch和Mayer Muños的指纹进行比对。他们的指纹相符。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对夫妇还开始在斯洛文尼亚从事间谍活动，目标是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合作署(Cooperation of Energy Regulator, 简称ACER)，这家欧盟设在卢布尔雅那的唯一重要机构负责协调欧盟电力和天然气监管行动，其总部距离这对夫妇的住所只有五英里左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能源成为欧洲大陆特别严峻的话题，俄罗斯利用其天然气供应挤压欧洲工业，ACER的知名度也随之提高。该机构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斯洛文尼亚人及其盟友意识到，这对夫妇不再只是在该国编造他们的背景故事。沃尔克说：“他们被唤醒了。”



卢布尔雅那办公楼内的场景，两名间谍就在这栋办公楼内进行卧底行动。
2022年12月5日，身穿战术装备的蒙面警察在午夜后抵达，他们跳过这户人家的围栏，在窗外就位。当这对夫妇拉起百叶窗时，警察冲进来逮捕了他们。据一名前官员称，Gisch和Mayer Muños在被捕后拒绝向调查人员透露任何信息。根据阿根廷法庭文件，他们8岁和11岁的孩子由政府照顾，并转到另一所学校。他们可以定期探视狱中的父母。

这对夫妇被捕后不久，俄罗斯就联系了斯洛文尼亚，承认这对夫妇曾为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工作，并表示希望他们回到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希望尽快交易，避免惹恼克里姆林宫，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一位高级官员说，斯洛文尼亚官员“巴不得摆脱他们”。

虽然Mayer Muños和Gisch拒不开口，但斯洛文尼亚及其盟友还是进一步了解了他们的活动和其他可能有关联的特工。这对夫妇被捕后不久，Maria Tsalla逃离了希腊，希腊当局发现，她的出生登记地是埃维亚岛，她自称的身份其实是1991年夭折的一个婴儿。当局看到手写的登记表被篡改过，这是她隐瞒身份的一条线索，而且Tsalla一直试图在雅典郊区的阿马鲁西用新的登记表取代那份手写的登记表。阿马鲁西是首批将记录数字化的城市之一。

Tsalla在雅典曾有一名男友，据称这名男友并不知道她不是希腊人。希腊当局发现她实际上嫁给了另一名俄罗斯非法人员Campos Wittich，后者曾与他的巴西女友（巴西农业部的一名兽医）在里约热内卢一起生活了两年左右。Campos Wittich失踪时，这名女友在社交媒体上找人，结果得知他是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卧底。

Gisch和Mayer Muños目前已在斯洛文尼亚监狱服刑超过18个月。斯洛文尼亚反间谍法规定的最高刑期为八年，官员们称，这对夫妇如果表现良好，四年后就可以获释。

“他们是长期非法人员，”SOVA前负责人的Janez Stusek说。“他们的长期任务是渗入斯洛文尼亚，将这里作为进入欧洲的切入点。”Janez Stusek担任SOVA负责人直到2022年年中，也就是这对夫妇被捕的几个月前。

后来，一对新夫妇搬进了Primožičeva大街35号。门廊上停着两辆自行车，阳台上挂着两个孩子的羽毛球拍。记者试图联系他们，但没有成功。房子的主人拒绝置评。官员和邻居们说，这对新夫妇也是俄罗斯人。

官员和邻居们说，这对间谍的房子现在住着一对新夫妇，也是俄罗斯人。